富足的生活来得太匆匆，而饥馑的记忆还留在身体里。一种慢性疾病的蔓延，是生活方式与遗传素质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几十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给我们的身体留下的印痕。

　　 一直到今天，周明（化名）还在为没能搞清自己患糖尿病的原因而耿耿于怀。

　　 1992年，在接受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39岁的他意外发现血糖偏高。虽然生活在北京，但当时糖尿病病人还不算很多，医生除了给他开降糖药、让他复查血糖，也没有更多的解释和叮嘱。在大学同学里，周明是第一个与糖尿病“亲密接触”的人。出于科技工作者的职业习惯，他经常搜集各种与糖尿病相关的资料，研究起这个对他来说还很陌生的疾病。

　　 就在周明被确诊为糖尿病的那一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戴蒙德的这个预言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是曾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

　　 如今，“戴蒙德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成为糖尿病第一大国。周明也发现，自己的同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糖尿病患者的大军。和当初不同，现在互联网上充斥着有关糖尿病的无法分辨对错的信息，还有各种各样的糖尿病“之友”“联盟”“群”之类的网站，但是作为一名“资深糖友”，周明还是常常向别人传授控制糖尿病的经验。

　　 “如果你得了糖尿病，那应当是你的体质与生活出现了一个或几个问题。”这是周明自己的体会。但他没有想过，为什么糖尿病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流行病。

我们的“可口可乐化”的生活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时，周明被分配在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在工作中，他常常出入高档酒店开会、吃饭。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这个出身于贫困省份普通家庭的年轻小伙，难以抵挡诱惑，一顿能吃三大碗饭。就这样只过了一年，周明就发现，他过去所有的衣服都穿不下了，腰围从73厘米增到84厘米。

　　 就在周明身居北京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但有一个例外是，远在黑龙江的大庆人却因当地盛产石油而提前进入了小康。那时候，大庆人顿顿有肉吃，每天吃完晚饭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使当地很快就出现了很多胖子。时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的潘孝仁就断言，用不了5年，大庆就会进入糖尿病高发期，而大庆的境况，将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人的生活图景。

　　 潘孝仁的预见，来自于医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

　　 20世纪初，南太平洋岛国瑙鲁与世隔绝，岛上人祖祖辈辈靠以农业和渔业为生，过着原始但富有活力的生活。后来，英国人来到这里，发现岛上遍地都是珍贵的矿产——一层厚厚的石化了的鸟粪。伴随着外来殖民者的开发与磷酸盐的开采，瑙鲁一夜暴富。

　　 西方人不仅给瑙鲁带来了财富，还带来了垃圾食品——可乐、炸鸡、汉堡包。很快，岛上大胖子随处可见，以至于经常有肥胖的瑙鲁人乘飞机旅行时，一个人要占两个座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瑙鲁成为世界上糖尿病最流行的国家——有一半人都有糖尿病。糖尿病成了当地人非意外事故死亡的主要原因，瑙鲁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寿命最短的有钱人——平均寿命只有50岁。

　　 瑙鲁人的这种高热量饮食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被医学家们称为“可口可乐化的生活”。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化，是大庆人与瑙鲁人得糖尿病的相同原因。周明的情况也一样，只不过，他的生活被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和时间跨度下。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饮食是与糖尿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2012年，一部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电视片火起来，正是由于它契合了中国二三十年来社会生活的急速改变，体现在它从一个吃饭需要粮票的国家膨胀为一个饕餮大国的进程。在吃喝上的奢靡之风盛行，以至于需要官方出面发起一个“光盘行动”。

　　 但是，一种蓄积已久的社会风尚，恐怕很难靠一道禁令就能够控制住，每一个被裹挟其中的人也难以自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专业首席专家李光伟说，他的一个病人是企业老板，在自己创业成功后，又给两个孩子各办了两个公司。一家人为了做生意，没有机会坐在一起吃顿饭，各人整天在外吃饭、喝酒。最终，这位企业家与他的太太、儿子、女儿一家四口全胖墩墩的，全都有糖尿病，成为名符其实的“糖尿病之家”。这位在国内糖尿病领域名望很高的医生说，“我还接待过一个省委秘书，3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他告诉我，有时一天要跑8个饭局。这些人就算有心控制病情，迫于环境也身不由己。”

　　 除了“吃得多”之外，“吃得好”“吃得精”也是造成糖尿病流行的原因。中国疾控中心（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对1989年到2009年中国人膳食营养素摄入状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的研究显示，20年来，在居民饮食结构上，动物性食品及脂肪的摄入量迅速增加，而谷类食物消费量不断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