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思考内科治疗，西医忽悠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

    2008年,中国人体学专业委员会召开原创中医复兴论坛，我作了《生命的定义与生命的特性》的介绍后，余兴未尽，听众要我继续讲几分钟。于是，大会主席林中鹏先生说在第二天，再给我讲一小时。但是到第二天，要求讲的人太多了，最后便被减到了15分钟。人有了一些思想，总想要说给别人听，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但我这准备了一小时的讲演，如何压缩为15分钟的呢？只能走着瞧了。我写这几句说是把我最想讲的话进行压缩，而且压缩得让自己也觉得比较满意的，因此写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我的奇文吧！

 关于市场医学这个概念

    当时，我说：“我认为，现在的医学称为市场医学。市场医学是个怪物。因为医学是要命不要钱的；市场是要钱不要命的，结合起来不就成了怪物吗？我认为，医院里的内科医生不是医生，因为，医生是看病的。但他们是不会看病的！你一去，他们就给你开检验单，叫负责仪器的给你看病。这不是明着告诉你：“我是不会看病的。你要先去给这些仪器看，然后我给你开药方。”看病看错了，跟他没一点关系；天底下哪有这样病给看错了与看病医生没关系的便宜事呢？因为病不是他看的，而是仪器看的。吃药吃死了人也跟看病的医生没关系，因为药是制药公司供应的，医生是不知道这药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圈套，我们中国人钻进去一个世纪茫然而不觉，实在好笑。一个自誉为东方聪明绝顶的民族，陷进了一个设计极简单的圈套而不自觉。

    外科医生也不是医生，他们只是一些技师，是负责做手术的。这个手术做好做坏是他们的责任；但是，这个手术做对做错，跟他们没关系。这就是你上医院去看病，外科医生总是要你做手术的道理。”在外科医学全面把控的医院里，做手术的越来越多，不该做的都给做了，本来进医院是好手好脚举动敏捷的，一下子就变成残废了，送了命也可能，但你已经签了合约，跟他们没关系。当然，残废也有很多是因为使用抗菌素造成的。因此，我们的社会，每年残废人要增加400万。这是因为，我们弄错了一个概念，把技师称为医生。这个概念的错误，为什么会增加残废率呢？因为，医师的责任是维护生命与健康，而你生了病便去问外科专家，专家为了生意，便会“创造”种种理由说服你做手术。你一上当受骗，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因此，我奉劝患者，术前细思量是最重要的。医疗的陷阱深着呢！

    再说抗菌素。尽管抗菌素在它的历史上对外科手术，尤其是战争、地震灾害、车祸等做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在现在这样和平的年代，外科手术和抗菌素的使用过度，因而都大部分地变成了灾害。我十分赞赏邹纪平先生的勇气，他竟然敢于倡导反对把西方医学作为医学主流，坚持中国传统医学为主的观点。（传知行双月医改学术研讨会——中西医之辩）我相信只要全民都能知道邹先生的创议，破解民众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必迎刃而解。

 关于中国的最大医托

    中国人有句话叫“三代出名医”，此话蕴含的深意没人掂量。究其实，这话内涵极其丰富。名医就是有名的医生。医生有名有两层意义：一是说治病的本事好；二是说周围群众中名气大。有名是不是就等于治病的本事好呢？不见得。过去有个故事写上海小儿科名医徐小圃，治自己的儿子的病几乎束手，却被祝味菊一剂救活了，所以，民间又有一句话叫“一味单方，气死名医。”可见，历史上很多第一代中医，名气都不大，第二代、第三代才逐渐大起来的。这既说明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医疗的谨慎；也说明医疗经验的积累的困难。

    医学到了现代，在西医全面控制了医疗系统后，名医再也不用三代厮守了，只要利用医托，你就是刚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马上成为名医。西医内科只有一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多少治病的经验，就马上让医学专家遍布全国。莱恩爵士想出了一个用切除结肠减少腹内细菌的办法，就成为世界名医。问题是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预防内科病切除了结肠后，从此变成了永久病人不久于人世。病灶感染论的创始人亨特尔于1910年说“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疾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口腔的感染）。”（《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4页）例子还很多，就在上个世纪初，西医的内科病理学还十分幼稚，而不到50年就全面控制中国的医疗权力靠什么？现代有个最好的名词叫医托。这个最大的医托就是卫生部。所以，医改的困难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我们所托非人。

 为什么注销65岁以上老中医开个体诊所的资格？

    中医之所以能治疑难病，是因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生命研究之上，而不是像西医学建立在尸体之上的。尸体的没了生命的身体，西医设置了解剖学。但生病的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人，尸体是不会生病的。所以，研究尸体治活人的病，实际是开生命的玩笑。这种开生命玩笑的医学，竟然能迅速压倒中医，是什么道理？这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本文省略。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网上查笔者的《医学社会学》。

    一百年来，西医以科学的名义，全面压倒了中医。全国的医疗被西医全面控制，虽然还有那么几个中医院。但这些中医院，不用西医西药就活不下去。因为，西医西药具有价格上的优势——能挣钱。可是，没有人知道他们用西医西药治病究竟治好了几个病人。医院的集体性，决定了医生的责任心不会像个体（诊所或医院）那么强。但是，任何一次医疗事件，都是医生对病人的个体负责行为。我这里只指内科治疗。治病的结果如何，谁都没有绝对把握，靠的是医生个人治疗阅历的增加来提高治疗能力的，这才是老中医受到重视和欢迎的道理。说明老中医的存在，是对西医的最大威胁，因此，才有了注销65岁以上老中医开个体诊所资格的文件。

    这是一个由市卫生局出面的文件，我过了65岁后接到这个文件。我在温州市，是最早开个体诊所的。看了这个文件心中极是不满。于是我去卫生局质问，答复我的是个女的医政科副科长。她说，65岁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所以，不能担任个体医疗机构的法人了。身体好的人，可以去医院或集体诊所。据知这个副科长是个护士出身的，才会讲出这样一点水平也没有的话来，像个大学毕业的吗？我觉得自己到这样的年龄，还只是刚踏进辨证论治的门槛，就不给干了还说是要发展中医呢！于是，我就上北京告状，通过关系找到医政司的副司长，她摊摊手说，这些都是下面的事，她们管不了。

    我觉得奇怪的是，后来出了张悟本绿豆汤之事，卫生部竟然为此召开了专家座谈会，狠批张悟本。张悟本的芝麻绿豆汤的事卫生部要管，事关中医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却不管，这不是明摆着的：卫生医政部门对中医干的是明里支持，暗里消灭之事。因为，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从上至下都是西医掌权了，中医只不过是他们应付上级和应付民族的一个花瓶子——摆饰了。为什么现在呼吁成立中医部？就是因为卫生部实际就是西医部，中医如上所言是被西医专政了。

    现代的中医院和集体诊所，都已成了消灭中医的场所。因为，医疗是医学的实践行为。医学是通过医疗实践而得到发展的。医疗是医生与病人个体对个体的负责行为。这一行为的特点说明，医学具有极强的个体性。也就是医学靠个人的治疗经验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那些集体单位，却是消灭个人经验积累的地方。古代有名望的中医，都来自民间，而不来自庙堂。

 真正的科学医学是治好病的医学

    近一段时间，拿现代医托的个人来说，方舟子是最大的医托了。他有没有拿美国制药公司的钱我没依据，但他所做的，比一个医托的生意要大得多。他不是在为某个医生拉病人，而是为西方医学拉病人。这里的医托只是一个代词罢了。照理说，拉病人的医托是只说自己的好，不说别人的坏，方舟子做得突出的是不仅说西医的好，更大的重点在说中医的坏。

    一百年来，我国的“废除中医”之声不绝。2007年，方舟子在美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办了个新语丝网站，出版了《批评中医》一书，在著名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文章，并组织了一些人，号召签名废除中医。方先生也实在是太不识时务了。现在还发表这些内容十分陈旧的文章，不是自讨没趣吗？自非典之后，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医的内科治疗远胜西医。要不，医院里很多聪明的内科医生和护士，就不会把疑难病推给中医了。其实，医疗上没有胜不胜的问题，而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关键在是能不能把病治好。不能治好病的西医，与能治好病的中医，不是医学的科学不科学，而是医学的是与非。

    为什么说西医不能治好病？因为，西医用药治病，而药物的研制被制药公司控制了。麦克塔格特说：“医学研究不公正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大多数研究是由某些公司资助的，而这些公司在不同结果上存在利益差异。这些药物公司不仅支付研究者薪水，而且经常决定研究是否发表、在哪里发表。必须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企业在疾病健康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如果某个药物公司只是发明一些快速治愈的药物，而不是终身‘维持’治疗，那么它将很快破产。”（《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第9页）这说明西方的药物研究是由制药公司主导的，因为它出研究的钱，因此它得到的回报是研究出来的药物，不能把病治好，而是要终身维持治疗。你进医院看它的各个科室，糖尿病科、心血管科、肾病科、泌尿病科……反正，不管哪个科，都是要你终身维持治疗的。别以为医生在治你的病，他们实际上是在替制药公司卖药；他们没有治好你的病的药，因为他们不是制药公司。

    笔者读了方先生的著作后，感触甚深，经历过文革之劫的老年人都目睹红卫兵运动。如果把方舟子比之红卫兵，有过之而无不及。红卫兵只是一些年龄轻轻的小青年，打老师、烧图书，而方舟子是个戴着生物学博士帽的专家，何况“冰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个专栏，很有号召力的，也确实会蛊惑一些小青年。这样被方舟子利用起来不是“相得益彰”吗？不过，即使如此，方舟子仍不能撼动中医半分。因为，这科学医学的医院里，凡是治不好的各种内科病人，医生、护士，就会推给中医，而且，有很多给中医治好的。 

 用一辈子的药就不是治病的药

    我刚认识了一个叫吴仁君的朋友，坐在我诊所里说笑。他说自己从未生过病，什么都不懂，四年前，那天检查身体，医生说他得了糖尿病，要他马上住院。住院后问医生：你们准备给我用什么药？医生说：用胰岛素，这药效果好。他就问：既然这药效果好，那要用多少时间能把病治好。医生说：这药是要用一辈子的。他觉得不懂，就问：既然要用一辈子的，那为什么要我住院？总不会住一辈子的院吧？这不是说明这病你们是治不好的了。于是，他决定不治而出院。出院后，去吃中草药，现在痊愈已四年了。我想，所好他没用上胰岛素，上钩者，想再摆脱就难了。

    糖尿病在医院里设有专科，也就是有专门治糖尿病的专家。然而，没有人质疑这些专家：既然当了专家，这一辈子治好了一个糖尿病人没有？答案当然是：一个也没有！专家当然比普通医生要好，如果没有治好一个病人的医生可以升为专家，那么，升为专家的条件就不是治好病，而是别的什么了。医生升级，不是看治好病人有多少，而是看他的论文，可见这论文的价值了。现在医院的的科室越来越多，专家当然也越来越多了，基本上都是靠不是治好病的论文升级的专家，而不是治好病人多的专家。那么我们便会明白为什么医院里的医生，都要病人吃药吃到死为止的原因了。

    把疾病分为内科、外科还有话可说，但是，分成几十个科目就不能算是治病的了，除了做手术，没别的用处。所有的疾病，几乎都是内科病。明代陈实功，写了本《外科正宗》中说“气盛兮，顶自高而突起；血盛兮，根脚束而无疑。高肿起者，忌用攻利之药，以伤元气；平塌漫者，宜投补托之剂，以益其虚。内热甚者，量加消毒清剂；便秘燥者，必须通利相宜；使脏腑得宣通，俾气血自流利……冬要温床暖室，夏宜净几明窗。饮食何须戒口，冷硬腻物休餐。痈疽叫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脉虚病虚，首尾必行补法；表实里实，临时暂用攻方……”虽说是治外科病的，句句都是内治法。这说明，中医不管病生在身体的哪里，都是看作生命的整体生病，看整体产生的信息，都是通过辨证论治进行整体调整，而不是把它看作仅仅是体表皮肤上某处的疾病，不是以为只要用手术切除了就完事。 

现代医学可以无病造病

    人是最聪明的动物，但也是最容易受骗的动物。否则就不需要做广告了。君不闻，全国有无数的人在喝含有三聚氰氨的牛奶吗？君不见我们一进医院，医生就给你开检验单吗？这不是告诉你：我是不会看病的，你去给那个机器看吧！那么你找这个医生干什么？这检验单，你自己不会开吗？单子你开，他开，只是填了个名字，谁不会呢？只不过，他有一个医生的牌子。牌子遮住了你的眼睛，你才以为你不会他才会的。所以，我说，人是最容易受骗的动物。无怪乎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宣传会把魔鬼变成天使。”“你不信，反正我信。”别以为这话说错了，我倒以为王勇平没错，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说法。因为社会上人多了，复杂了，有千奇百怪，才有万紫千红。之前，很多人都在呕吐，他们吃了用燕儿粪、猪皮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做起来的血燕窝。最近，这内幕被揭穿了。虽然，有的人想起来就会发生恶心、呕吐、泄泻，头脑敏感的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则闷声大吉，还是忘了的好。所以，洪昭光不怕有人骂他，如果他不说一杯牛奶救了一个国家，也许把三聚氰氨喝到肚子里的人和因此而生了肾结石的孩子就少得多。所以，文章千古事，有一点名气，就拿出来卖，自己得蝇头小利，干了害人一辈子的坏事就是给人做药品或营养品的广告，实在不值得。

    一个姓董的肾病专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的人小便验出来带有红细胞，一定要去检查检查看，否则你得了肾病将会是很危险的。如果都查不出来的话，可以做肾穿刺，或可能是犯了叫隐匿性肾炎的。我当时看了这篇文章就好笑：因为，没病的肾，给穿刺一下，把它刺破了，不就成了有病的吗？西医怎么会培养出这样没头脑的专家呢？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可以把一个好好的不生病的肾，变成生病的肾了。我经常碰到有年青人拿验尿检单来，单中尿有隐血的不是少数，而且这些人不吃药后来又不见隐血了，这是何故？我认为，尿有少数隐血并不是什么病，或者即使有一点小毛病也能自愈。自愈了尿检就没隐血了。很多正常健康的年青人，也会验出少数几个红细胞来的，那怎么能叫生病呢？一个肾好好的，是什么病验不出来，你一定要知道生什么病，于是，这个肾病专家给你出个主意说，你把肾用针刺一下，挖出几个细胞做活检，不就知道是什么病了吗？你如果不认真想一想，好的肾经过了穿刺，不就给破坏了吗？它就不是好的肾了，病不就验出来了吗？无怪乎有一个人怀疑自己得糖尿病，但尿检、血检都正常。于是，那糖尿病专家说，你打几针葡萄糖针，血检不是就超标了，不就可以证明你得糖尿病了吗？

 有病就要去医院吗？

    现在人们只要有病，都认为要去医院。家里有人病了，亲戚、朋友们会来探望。他们无一不是给你出主意，这就是，到医院里去。因为没有宣传，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的医生罢工，死亡率减少了。要问：减少多少？按罢工时间计算：罢工的时间与死亡率的减少成正比，也就罢工的时间越长，死亡率减少越多。也就是说，如果你到医院里去，医生给你看病的次数越多，你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如果医生一次也没有给你看病，你死亡的可能性最少。这个消息美国知道的人最多，所以，美国现在有很多人不愿意进医院看病了；这个消息在中国没人知道，所以，家中有人生病，亲戚朋友便上门劝说病人上医院，却不知道这样做虽然是好心，并不是办好事。

    早几年前，我学生的女儿发烧，在温州第三医院、儿童医院转了一圈，退不了烧，于是去上海大医院，看不好，医生说，这是在温州退烧使用了地塞米松的缘故，给开了一些中药回来。前后用了两个月。于是，有一朋友出于好心说：“数月发热不退还了得！我在一医有个熟人当主任，可以马上给你安排住院检查，看得的是什么病。”孩子的爷爷是我的朋友，也约我去看看。他知道素来反对住院。事先跟我打招呼：“不要阻止。”我诊察后认为这病还是不要住院为好，只两帖药，孩子就退烧了。

    我认为医院的医生对治不好的发热，叫住院就会做骨穿。骨穿如果检查不出什么病，那就白给抽了骨髓；如果能检查出来的，那不是白血病，就是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两种病都是必死之症，对孩子治疗来说，检查没一点实质性的意义。治病不是为了检查，而检查是为了治病。现在的骨穿检查，不是为了治好发热，而是为了知道是什么病却不知道怎么治。这样做骨穿，有什么意义？我见过好几个因发热在医院退不了热的患者，医生便给他做了骨穿，然后告诉他此病无药可治。他们是走进医院的，做了骨穿后下肢痿软被抬了出来，因为不能走了。为了知道是不是一个不能治好的病名，医生拿病人的下肢痿软为代价，这像话吗？依我的看法，这样做，医生不是在治病，而只是为了告诉你我为什么退不了烧。

    美国医学博士门德尔松行医30年后，才知道“没有比冒失地走进医生的办公室、诊所、医院，更为危险的事情了。”这是门德尔松在他的著作《一个医学异教徒的自白》的“序言”上写的。我们把医院当作生病救命的地方，却不知道它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送命”。否则，为什么医生罢工，死亡率反而减少？而且减少的数目，听起来十分吓人——50%。统计的数字不只出自美国一个国家，而是美国、加拿大、以色列等三个国家。这应该不会错！这个数字的背后一个数字表明每死亡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自然死亡（就是寿终），有一个是治疗夭折的。这也反过来证明，去医院的危险性。 

 内科医生只是外科医生的业务员

    为什么去医院的危险性很大呢？因为，西医是根本不会也不能治内科病的。我这话，必有很多人反对，但我不得不说。因为，我研究了整个西医医学的发展历史，治疗方法，我认为我说西医不会治内科病的依据是有理由的。正因为它不会治内科病，这才有仪器看病的活剧。医院里设置的内科，实质是给外科医生做“业务员”的。不相信，你想一想，为什么你去看内科，医生立即给你填检查单，让你先去检查。这检查，就是查出身体上的病灶。而其药物书中的分类，不是消炎，就是退热止痛，跟病灶没有关系。

    医生看病，把跟治愈这病没有关系的病灶检查摆在首位，这算什么意思？这说明医生要你检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用药物治疗打算的。因为，西医的所有药物是针对病理不针对病灶的。那些药物的作用，叫做消除病理。病理与病灶是两码事：病理大多数是指病人的感觉；病灶是指生病的部位。所以，检查是知道病灶，治疗是消除病理，两者风牛马不搭界。所以，看病的医生给你开检查单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解释你的病，或者给外科医生介绍业务。例如医生用了药，病理消除不了，这位内科医生就说：“那只能用手术了。” 

 内科医生不是成了外科医生的业务员了吗？

    不过，对西医来说，内科病是指身体某处有病灶。这纯粹是一种故意的误导。这种误导，又形成一个迷宫似的体系。我们被迷惑竟然如此之深。我们的孩子到医学院里读书，首先就把解剖学作基础。其实，这种基础，对治疗内科病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仪器检查出来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结果，不是疾病的原因，对治疗毫无好处。如果东检西查处还是查不出来，医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骨穿或活检。骨穿、活检所造成病人的痛苦，那是无法形容的。但得到的仍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就治疗而言，除做外科手术可作参考外，一点用处也没有。把一点没有用处的病灶检查，作为治内科病的第一要着，不是太欺侮人了吗？

    笔者碰到了一位76岁的患者，发热住院退不了烧，医生要他做骨穿，进医院是行动自如，生活都可以自理，做了骨穿后，两脚就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了。我问他为什么做骨穿？他说医生的回答是查一查是不是得血液病。抽了一大筒骨髓后，两脚痿软不能站立了。做骨穿的目的是检查是犯白血病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对治疗来说却毫无用处，因为西医根本没有药物治疗这两种病。现在他们用病人的生活不能自理换自己知道病人得什么病，良心是不是大大的坏了？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医学”！也许有人问：病人为什么不阻止？答案是：现代医院里，病人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医生要怎样就怎样。这就是病人动不动就受到医生或护士训斥的原因。 

 说内科医生不会治病是给西医抹黑吗？

    因为，内科病是指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的疾病。如果生命活动终止了，疾病也就消失了。所以，我是说，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或许，因生命的终止，疾病会在身体上留下痕迹，而不是疾病本身。可是这三百年来，西方医学理论家有意或无意地把内科医学引入误区。我的朋友邹纪平的《反思西方医学》提示了这个问题。

   “有人会说，这种推测是往西方脸上抹黑。没有谁给他抹黑，西方医学脸上的黑全是他自己抹的，这已经是历史事实了。中医学的‘人痘’经验，传到欧洲以后，被英国的爱德华·琴纳改善成‘牛痘’。琴纳经过多年研究，有实例、有操作、有方法，还写成册子。他还预言：牛痘接种法实践的最终结果将是天花的绝迹。这种‘无病’思维立即遭到‘大病’思维的激烈反对。不仅拒绝他的著作，还嗤笑并讽刺他，甚至危言耸听地编造谎言，说种牛痘的人头上会长出牛角来。你看西方医学的表现，态度多么鲜明！所以说只会走手术植皮的道路，不会走根除疾病的道路。”（《反思西方医学》第54页）邹先生这样借琴纳发明牛痘后的遭遇，写出了西方医学的目的，他们的医学家从那个时候起就不愿意根治疾病了，一心想的是如何发展外科的生意。因为，给做过手术的，就会变成老“客户”，很少不经常找医生的。所以，我说西方医学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而是往自己的心上抹黑！

    友人南萍今天（2011/8/19）来讲了一个故事。她的一个亲戚82岁，CT检查说得了脑癌。医生们会诊认为一定要做切除手术，反正医生们认为这样的手术现在很容易。我想大概他们觉得手术的位置较好吧。老太太经多天思考，最后决定不仅不做，还交代子女今后如果碰到她出现昏迷等急需抢救的情况，就不要进行了。她认为人总是要死的，到这个岁数了，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何必一定要医生们忙东忙西不算，还要给下代增加麻烦增加负担。可惜有这样想法的老人不多，为什么没人想，即使医生很有本事，也救不了天数已尽的生命。有的人宁可插上三五条管子熬着巨大的痛苦离开人世，而不愿意快快活活地离开，人为什么这么不愿意直面死亡？就因为这个态度，这才给了现代医学制造了发死人财的机会。 

  中医能治癌症但不给治

    我说中医能治癌，但这癌不是西医说的癌由所谓的癌病毒、癌细胞或癌基因制造出来的癌肿块。而是人的生命因为了排毒，而产生出来的肿块。西医说的癌，连病因都还在不断更改的医学病理，却把治癌全部“包干”。这种包干的方法就是分科治疗各科的肿块。而中医不能做外科手术，是管全身的，所以就分不到了。

    生命既然是个整体，那当然不能分成那科那室的疾病。这些科室把一个整体的生命，分成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的，能治好什么内科病呢？多少肢体健全的人，经过治疗后变成是了残废？生命是整体的。整体的意思就是指头痛可以从脚上治；脚痛可以从头上找；左病治右侧，右病可以在左边治……这就是生命的整体性。现代西医对生命的研究却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疗内科病呢？人们到医院里去治内科病，医生除了做手术，就叫你吃药吃到死，这难道是治病吗？这里当然涉及生命是什么的问题，有兴趣者请阅笔者所著的《人体生命医学纲要》。

    我作为一个老中医，就经常碰到这样的推荐，医院里有治不好的疑难病，医生、护士就推荐给我治疗，或者，有的患者是到医院里治不好的，然后自己来找我。这些病，我当然也有治好，也有治不好的。因为，疾病千变万化，作为一个老中医，越是见得多，就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有限。尤其是那些被常用抗菌素、类固醇类激素吃坏了的，更难治。而病人却是慕名而来的，把我们当成了神仙，巴不得马上给他治理痊愈。其实，我们经常碰到的何止是疑难病，还有被判了死刑的艾滋病、癌症。我虽然不认为存在着艾滋病和癌症，但病人是把西医的诊断当回事的，心理上已有了阴影。要说服他们摆脱这心理的阴影，也需要很多时间和话语，

    有许多癌症病人，首先必须由西医治疗，在手术化疗后，奄奄一息了，医院为减少在院直接死亡的人数，就推给中医。反正，中医已经成了西医的“垃圾桶”。最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在某医院中医科当医生，接收了一个癌症病人，后来给治死了。于是，院里便从领导到各科室，口诛笔伐，搞得热闹非凡。最后还要扣除奖金，意思当然是你中医为什么狗抓耗子？这癌症病人是中医管的吗？

附件:2011年7月23日《参考消息》载：

《每年数百万人死于医疗处置不当》：

    [埃菲社日内瓦7月21日电]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发布报告指出，每年全球有数百万人死于各种医疗事故或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因此去医院比坐飞机更危险。

    刚被任命为世界卫生组织患者安全世界联盟负责人的利亚姆·唐纳森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明天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的话，那么遭遇医疗事故的风险几率为十分之一，因护理不当导致死亡的几率为三百分之一。”

    唐纳森指出，与之相比，空难死亡几率为千万分之一。“这证明全球的医疗护理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每年全球都有许多人因医疗护理不当导致感染而死亡。患者必须参与到医院的决策过程中，有权提出疑问。这个过程必须遵守基本的卫生标准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为此制定的“手术安全核对表”。

    如果医务人员能在接触患者以前使用清水、肥皂和酒精类消毒液洗手的话，，全球有一半以上的感染病例是可以事先避免的。

    世卫组织指出，每100位住院患者中，由于护理不当导致的感染人数在7人和10人。对于较长时间住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来说各种医疗设备都具有高感染率，如导尿管和呼吸机。

    世卫组织还指出，在美国每年有170万人在医院被感染，其中约10万人因此死亡，这个比例远高于欧洲国家。在欧洲每年在医院被感染的人数为450万人，但死亡人数只有3.7万人。

    唐纳森指出：“医疗护理是一项高风险业务，由于患者人数众多及技术十分复杂，现代医疗护理始终处在高压环境中，只能提供快速的服务，而且需要的人手也多。”一个心脏手术可能需要一支60人的医疗团队，几乎等同于运行一架大型喷气式飞机需要的人手。

    唐纳森说：“感染牵涉的问题很多，住院后的感染更为严重。尽管也许只是一个很小的伤口，也很有可能导致死亡。”

    在发展中国家风险性更大，大约15%的住院患者都会被感染。在医院的某些高感染率区域风险性尤其高，特别是加护病房或新生儿病房。目前，全世界执行世卫组织制定的“手术安全核对表”的医院大约有10万家。如果这个标准在全世界得到普遍推广，每年则可以减少50万人死亡。

    唐纳森表示：“坦白地说，如果明天我要做一个手术，我绝不会选择一家不使用该核对表的医院，因为我认为它一定是不安全的。”

 西医的治病方法是与病人的生命对抗

    陈树祯先生在他的《顺势疗法》一书中，给西药学作的分析很到位，实在是一针见血。他说：“传统西方医学常用的药物分类有：

消炎药（anti-inflammatory）、抗生素（anti-biotic）、止痛药（pain-killer）、退热药（anti-pyretic）、止吐药（anti-emetic）、止泻药（anti-diarrheic）、等多种。 从《Webster's英文大字典》对anti这英文词头（prefix）的定义来看，anti的实际意思是against、hostile to和rivaling，中文的翻译是：对抗、敌对和竞争；而biotic的中文翻译为生命的，killer的直接中文翻译为屠夫、杀人者或凶手，所以上面药物效能分类的正确翻译应为：对抗炎症、对抗生命（anti-biotic）、屠杀疼痛的凶手（pain-killer）、对抗发热、对抗呕吐、对抗腹泻等。从以上字面翻译可见，常用的西药实际上进对炎症、发热、呕吐等身体固有保护功能作出了敌对、竞争和对抗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传统西医的实际英文名称是Allopath，即对抗派，而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则称为Allopathy，即对抗疗法或对抗医学。”（《顺势疗法》第34页）

    从上面所说的的内容里，我们该领会西方医学为什么会治死这么多人，它的根本道理就在于借对抗疾病的名义与病人的生命对抗，那么，病人治病就非死不行了。在中国，医学没有通过行政组织进行推广和采用强制措施的。这就使得医生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能力，也就是治愈率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业务范围。而西医就不一样，只要你是个被批准的医生，进了那个被批准的医院，你就是没一点能力，一辈子没治好一个病人也不要紧，你照样能拿工资赚饭吃；能逐步升级，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更有意思的是，人们并不知道有许多科室，主任医师与普通医师一样水平——一辈子没治好一个病人，开的药方完全一样，没多一样，也没少一样。

    这些事实就表明西医内科是不会治病的。我认为，内科病必须是立足于生命的研究，中医的理论书《黄帝内经》开卷就向我们说明维护健康渡完天年的道理，而西方医学从未涉足生命的研究。我说的生命研究，不是指蛋白质、胰岛素等生产或合成，不是指基因或DNA，这种研究只是有机化工分析的研究，不是生命的研究。生命是个整体，它的定义、特性、结构……等，以及它与自然、社会的各种动态变化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涉及生病的原由，现代医学却对它一无所知，拿不出一篇文章来，难道自然、社会的变化与生病没有关系吗？这一切都没有交代，怎么能治病呢？ 

 西医内科治病采用对抗疗法的危害

    研究西医的内科治病的历史，不能不涉及西医的古病理学。但西医的古病理学，并不起源在古代。它的奠基人之一的马克·阿曼德·鲁弗（1859—1917）将“古病理学定义为，能被远古人类和动物化石证实的疾病科学。古病理学提供了关于古代群落的健康、疾病、死亡、环境及文化的信息。”（《医学史》第2页）这个记述表明，古代西医没有建立起医学理论，它的理论是在19~20世纪之间建立起来的。这之前，近代的医学病理学早就有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我认为马克的古病理定义是按现代的“科学标准”制订出来的，这个标准是不适合的。

    古代西方同样有医生治病，医生也要根据一定的道理来给病人治疗，这个道理就是病理。西医学令人奇怪的就是，古病理的定义不从古代的医学文丛中找，而是由今人根据现在的要求来写，这怎么能叫古病理呢？这有点像电视剧中的中国古代皇帝穿中山装不像话。这种不像话的话在西方医学史里出现，不是与皇帝穿中山装一样好笑吗？其实，如果大家都能认真捉摸西方医学，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笑话。郑志国先生在他的《文明之魂论》一文中说:“西方世界的药物学知识、尤其是内服药物知识，传到工业革命时代之时，被其整个文明区域的人们看为不甚重要的医药成果，因此恩格斯认为欧洲近代史之前的医药学只有一个“放血疗法”是有效的，而专门研究医学史的卡斯蒂廖尼则总结为外科“截石术”是其最主要的医药学历史成果。当然，西方世界的人民——欧洲、阿拉伯、北非等区域的人民，直至当代，其原有的、自古以来的内服自然药物的知识系统也还存在和继续延续，但却始终不是其医药卫生学体系的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而外科技术直到今天，仍是其主流技术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因素。”

    从“恩格斯认为欧洲近代史之前的医药学只有一个‘放血疗法’是有效的”这话中，我们可以想得到的是近代的西方医学是没有什么医疗技能的。医学需要一个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返回到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西方没有。为什么西方产生不了这个过程呢？因为，西方不像东方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国。而要使医学得到这样一个过程，就需要几千年的稳定的时间。

    在近代史之前，西方还只有一个被称为有效的“放血疗法”，而疗法只是医学的具体实践。放血疗法在西方医学的具体实践中，是古代西方医学用于治疗发热病人退热的。事实上，恩格斯称之有效的放血疗法用现代的研究来看，并非真的有效，不仅无效，而是害死了不少人的。1798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19世纪医学家路易斯在30年代进行过疗效的比较，后来才变得不那么风行和不那么常用，然而并未完全放弃。“1912年，当时最有影响的导师和路易斯的崇拜者，奥斯勒在他的内科学教科书第八版上写道：‘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壮’，他们患肺炎的早期，仍可推荐用静脉放血疗法。”

    现代研究的真实情况是：“发烧是人体免疫力清除有害物质的信号，是人体自我改善的表现，是人体免疫系统对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或滞留在人体的毒素发起战争的信号。在高温环境，外源侵入的细菌病毒无法工党复制，从而丧失大量繁殖的能力，这时是人体杀灭这些病毒细菌的最好时机。另外，发烧可以清除滞留在骨骼中的毒素。发烧可以促使人体加快代谢速度，可以将滞留在人体的毒素转变成能量，被人体所利用……”总之，发烧的好处无与伦比。然而想想，我们现代医院里的医生，或者农村里的所有西药使用者是如何对待发烧的？再想想，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世界死亡2000万至5000万人，难道是因为流感死亡的吗？显然，这不是流感的错，而是放血治疗的错！

    以上所述，我认为不是放血疗法的错，而是把发烧认为是我们的敌人而采用退烧方法的错。我也采用过放血疗法。但是，我不用它来退烧，而是对待下肢瘀血滞留导致静脉曲张或下肢肿胀用的。而且，不是像华盛顿治感冒放手肘弯的静脉血，而是放下肢的微细静脉管。治疗的对象不同部位不同。所以，读者们应该知道疗法没有错不错的，使用它的方法是有对与错的。如果你碰到的医生没有医学的知识，而只有治疗的方法，那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在西方医学中，从来只传授医疗的方法、技术，而不传授医学的知识。

    疾病致人死亡，就是使人的生命消失。既然如此，就病人而言，都是生命生病，不是身体生病。所有的疾病除外伤外，都是内科病。迄今为止，人们并不知道生了病，人的生命（一个未活完天年的生命），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就会如上所说，发现了身体的血液中有毒素或者病毒细菌，就用发热来维护自己；如果如果有痰液堵塞气管，就用咳嗽把痰液咳出来；如果发现胃里吃进了坏东西，就会发生呕吐；如果发现肠道里有污秽的东西，就用拉肚子的方法把它排出来。所以，现代西医医学中让人痛心疾首的方法就与与这些表现对抗：发烧了——退烧；疼痛了——止痛；咳嗽了——止咳；腹泻了——止泻……最有意思的是妊娠反应：恶心、呕吐、头晕等等，都用药给止住，于是发明了反应停。孕妇使用了反应停，可是，不幸的事降临了，好多妇女临产，都生出了怪胎：海豹胎，孩子没可手和脚。

    “发生这场灾难之后，在兔子和猴身上进行实验，证实反应停引起它们的后代发生畸胎。在适当的时间内，给孕猴一次剂量的反应停，就可以使其后代100%发生海豹肢畸形胎。这样就肯定反应停引起畸胎。西德卫生部随后发出文件，指出怀疑反应停是引起海豹肢畸胎的主要原因。在报纸舆论和西德卫生部的压力下，格仑南苏药厂不得不从市场上撤回这种药。连茨教授估计，从1956年出售后的六年间，仅在西德就曾引起6000—8000个畸胎。世界很多国家也报告了数以百计的病例。其他一些国家的制药公司和卫生部不顾公众的意见，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走在最后的是日本，在1963年初才从市场撤销这种药，比西德迟了一年多。日本由于反应停也引起1000个畸胎。每个国家在禁售反应停9个月后，即畸形婴儿娩出后，这种流行病才停止。”（《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19—20页）

    这个事件表明西医采用的对抗疗法，实质就是与人的生理反应对抗，是极其错误的。有的国家的制药公司和卫生部，为了利益会不顾公众的反对，用各种方法拖延时间，使群众遭受的损害扩大到无法忍受时才采取措施。然而医疗错误的损失是无价可算的，它是人们的生命或健康。可见，有关部门的草菅人命是社会上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