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中国历史上共有过四次崛起：第一次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及其随后几百年汉代的兴盛；第二次是唐朝的兴盛，它塑造了中国历史真正的全盛时期；第三次是明朝的兴盛，直至到清朝时期；第四次是现代中国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标志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至今，人均收入和人均GDP长期以1%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

发展经常基于国家生命周期，将国家发展划分为五个不同阶段：第一是经济发展的准备期；第二是经济发展的起飞期；第三是经济发展的强盛期；第四是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期；第五是国家由于创新能力衰竭进入国力衰退期。根据这一框架，公元元年至公元1800年中国既是世界人口大国，又是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1800年至1949年，中国经济迅速衰败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国再次迈入现代经济增长期，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标志着中国极有可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这一崛起之路大致可划分为：1950年至198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准备期；1980年至202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期，即经济起飞期；2020年至2050年，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基本实现现代化。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追赶先行者的过程。纵观经济发展史，至少可以发现四次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第一次是美国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花了43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第二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花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第三次是亚洲“四小龙”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花了30年的时间赶上西欧国家；第四次是中国。自1980年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的差距。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了五方面的正面效应：一是速度效应。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越低，就越容易得益于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率要明显地高于发达国家；二是结构效应。一定时期内后进国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三是开放效应。中国经济要实现快速增长，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运用全球资源，许多指标都表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四是制度效应。中国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经济运行基本上以市场机制调节为基础；五是技术追赶效应。1978年以前，中国技术来源主要是国内技术，现在则有R&D、引进先进技术、外商直接投资三大技术来源。

但是，中国的崛起应是“全面的崛起”。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综合国力要上一个台阶”，因此，我们需要对“综合国力”先做一些基本的讨论和分析。“综合国力”可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之行动追求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战略资源（Strategic    Resources）、战略能力（Strategic    Abilities）、战略目标（Strategic    Outcomes）是“综合国力”的核心构成因素，其中战略资源是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实现本国战略目标可利用的现实和潜在的关键性资源，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一般来说，我们可选择八大类战略资源来衡量“综合国力”，分别为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和国际资源，中国经济的崛起需要以直销这种劳动密集型服务产业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