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荷尔蒙物质主要存在于一些人工合成的化学品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多氯联苯、滴滴涕和二恶英。它们可能通过干扰生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激素分泌，造成男性的女性化，比如精子数减少、精子质量下降、睾丸发育中断、永久性性功能障碍、性别的自我认知障碍等；造成女性子宫癌变畸形、乳腺癌等。

新绿色经典

让我们认识环境荷尔蒙物质

不久前，一本名为《我们被偷走的未来》的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从这本书中，所有的普通人可以了解到：环境荷尔蒙究竟是什么，它给我们的未来带来些什么。

主持编译的湖南科技出版社刘堤地副社长介绍：“1991年，丹麦科学家综合了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61份研究报告发现，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比1940年下降了50％。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这是环境荷尔蒙物质对人体激素的长期慢性干扰造成的。而环境荷尔蒙物质主要存在于一些人工合成的化合物中，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有：多氯联苯、滴滴涕和二恶英。

“1996年，《我们被偷走的未来》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总结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环境荷尔蒙物质的研究成果。这本书被看作是绿色经典《寂静的春天》的续篇。60年代，雷切尔·卡森警告我们，合成化学物质的污染已经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人类已经被迫成为这个实验的对象。而现在，这本书可以说是继承了卡森未竟的事业，揭开化学品污染对于人类生殖与物种繁衍的巨大威胁。因此，美国总统也特别为这本书作序。”

环境荷尔蒙物质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是因为它有几个可怕的特点，可能颠覆我们以往对环境污染的认识：首先，环境荷尔蒙物质永远不会消失。它们主要存在于人工合成的化合物中，（天然形成的也有,但是很少,而且可以被分解）这些化合物稳定性极强，一旦摄入生物体就无法分解也不会排出，只能随生物的食物链不断传递，而我们人就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是污染的最后集结地。

因此，面对环境荷尔蒙物质的威胁，我们无处可逃。一般的污染是由污染源向四周扩散并且递减的，但是研究表明，以海洋鱼类为主要食物的北极因纽特人，体内的环境荷尔蒙物质含量与重污染地区相差无几。

其次，一般的环境污染要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才会产生有害作用，但是环境荷尔蒙物质则“一棰定音”。特别是在母亲在怀孕和哺乳的过程中，只需要“超微量”的剂量，对于婴幼儿的危害就将可能是毁灭性的和无可挽回的。所以欧美各国将防治环境荷尔蒙物质污染的主要保护人群确定为婴幼儿。

环境荷尔蒙物质的污染爆发可能有一个漫长的潜伏过程，因而使人意识不到威胁的临近，结果造成更多的悲剧。比如一位健康的母亲，即使摄入了大量的环境荷尔蒙物质，她依然可能生育出一个看上去健康的孩子，直到20年后，当她的孩子自己也要生育子女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孩子的幸福之路在20年前就已经被环境荷尔蒙“阻断”了。

环境荷尔蒙是如何阻断一个婴儿的幸福之路呢，它们主要通过干扰生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激素分泌，造成男性的女性化，比如精子数减少、精子质量下降、睾丸发育中断、永久性性功能障碍、性别的自我认知障碍等；而造成女性子宫癌变畸形、乳腺癌等；还可能造成儿童的免疫能力、智力和运动能力的永久性障碍，比如多动症、痴呆、免疫功能低下等。目前，科学家们甚至担心，人类进化是否会被这类物质终止。

中国专家对环境荷尔蒙的潜在威胁发出警示

现在，世界上已经合成出2000万种化学品，经常使用的有7～8万种，而我国能生产3.7万种。这些化学品在推动社会进步、方便人们生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生产使用和废弃等过程不当，会污染环境，甚至会引发环境安全危机。其中环境荷尔蒙的污染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我国对环境荷尔蒙物质的污染状况并不清楚，对其所产生的内分泌干扰效应用和毒性机制也缺乏深入了解。

日前，一份“尽快立项开展我国有毒化学品污染及环境安全问题研究”的建议书被送至朱镕基总理的手中，魏复盛院士、徐晓白院士等19位学者就化学品对中国环境安全造成的威胁提出了警告，其中环境荷尔蒙的污染问题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化学定时炸弹

现在，世界上已经合成出2000万种化学品，经常使用的有7～8万种，而我国能生产3.7万种。这些化学品在推动社会进步、方便人们生活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生产使用和废弃等过程不当，会污染环境，甚至会引发环境安全问题。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魏复盛院士向记者介绍：“对于化学品的污染，人们了解比较多的是它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而60年代以来，国际的研究表明，一些化学品还会干扰人类和动物的生殖系统，被称为“内分泌干扰物”、“类雌激素”或者“环境荷尔蒙”。比如在英国发现，生长在受污染水域中的雄鱼会变成雌鱼；在欧美日本等地区发现成年男子精子数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在欧美接受调查的人中，有20％由于男子的原因而不能生育。50年代以来，在我国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目前，国际的研究已经确认的环境荷尔蒙物质有将近70种，比如多氯联苯、滴滴涕和二恶英。”

魏复盛院士认为，世界各国的污染防治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消烟除尘以及水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第二阶段是大气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污染控制以及水域富营养化的防治；第三阶段就是对大气和水域中的有毒有害物———特别是化学品污染的防治。而我国正处在第二阶段，又将迎接第三阶段的挑战。

他说：“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土壤和水源，通过食物链传递，危害人和动物的生存繁衍及生命安全。它的威胁可能更为隐蔽，但是如果长期累积也可能形成‘化学定时炸弹’。美国世界研究所副总裁马修斯说：美国未来的安全概念将由防御外国侵略变为防止环境恶化。而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依我看，至少要做出一定的努力，减少化学品的污染累积，避免化学品污染的大爆发。”

污染情况不明

吴文忠研究员是致信的19位学者之一，他主持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二恶英检测实验室是我国首家二恶英检测实验室，他于80年代开始接触有关环境荷尔蒙的动物实验。1999年6月，卫生部发出关于禁止经销从比利时等国进口的受到二恶英污染的畜禽类和乳制品的紧急通知后，他主持的实验室为国家有关部门承担了大量的二恶英检测工作。

他告诉记者，我国对环境荷尔蒙物质的污染状况并不清楚，其所产生的内分泌干扰效应尚缺乏系统研究，毒性机制也缺乏深入了解。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管理的《水中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68种污染物中有11种属于环境荷尔蒙物质。但是他估计，目前其污染状况还是很严重的。因为，我国曾大量使用六六六和滴滴涕类有机氯农药。因其化学性质稳定，在环境中存在时间较长，在动物性食品中以高水平残存。

谈到中国人相对熟悉的二恶英，吴文忠研究员说：“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污染源是城市固体废弃物的焚烧，而我国存在的特殊污染源：如五氯酚钠———我国年产数千吨，长江流域13个省市血防区曾使用30年———其残渣中二恶英含量高达10％。经推算，仅这一项每年的污染量就可能超过美国或德国的全年污染量。还比如造纸业和氯碱工业废水———我国众多小造纸厂和占世界产量第二位的氯碱工业排放的废水中，也含有二恶英。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土地资源的减少，我国部分大城市势将垃圾焚烧技术取代垃圾填埋。因此，二恶英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是我国不可回避的问题。”

缺少研究尚未行动

吴文忠研究员告诉记者：“从60年代的六六六、滴滴涕到其后的多氯联苯和二恶英等污染事件，使国际掀起了一个研究和筛选环境荷尔蒙的热潮。在美国，环境荷尔蒙成为美国环境与自然资源委员会1996年5个最优先项目之一，美国国立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于1998年8月开始实施环境荷尔蒙物质筛选计划。日本环境厅成立相应的工作组，发布了研究规划，并于1999年正式启动筛选计划。欧洲各国也普遍建立政府行为的环境荷尔蒙研究计划。据估计发达国家已投入数十亿美元。”

他还介绍，在环境污染治理的研究方面，国外近年来投入了较大力量，出现了学科交叉和相互渗透，宏观和微观研究的结合，从单一的治理方法向综合化、模型化发展。

在其污染控制研究方面，西欧国家和美国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德国发展了完整的污染检测控制和综合评估程序，并以立法的形式把它们规范化。利用建立的检测评估体系和技术，对二恶英化合物在食物链中的传递、生态环境和人口健康的危害进行直接评估。

1999年，比利时因饲料引起的二恶英污染事件震惊了世界。二恶英被视为工业化的副产物，吴文忠说：“二恶英来源极多、分布甚广，具有强烈的毒性和高度的化学稳定性，目前发达国家将二恶英列为优先控制的污染物，同时颁布了一系列二恶英污染控制的法规。国外已关闭了不少二恶英的排放源，使二恶英在发达国家环境中的含量近年来呈减少趋势。目前，国外已从调查二恶英在空气、水、土壤及食品中的污染程度发展到直接探讨二恶英在人体中的暴露水平，从报导试验动物的毒性结果深入到研究二恶英的致毒机制。”

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环境荷尔蒙研究，为90年代的系统规划和采取措施治理打下了基础。而我国现阶段对于化学品中的环境荷尔蒙无论是系统研究还是治理行动，都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样来看，我们从理论上落后了40年，从行动上也落后了10年。